躺平，这套用低消费与慢节奏抵抗现有秩序的生活逻辑，现已加入青年丧文化套餐。豆瓣热门话题#我的“躺平”哲学#的话题描述如此介绍：
“躺平才是宇宙间客观的唯一真理，休息、睡觉或是死亡，充满欲望和亢奋的生命体静止和消逝的瞬间才是真正正义的体现，我选择躺平，我不再恐惧。”
面对生存的压力，当下的年轻人选择用一种“无为”的态度面对生活。然而对于晚年成名、经历过战争风雨的汪曾祺来说，“躺平”的态度固然可取，重要的是，纵然现实打击不断，我们还有拥抱生活的力量。“生活，是很好玩的”。
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另类的“躺平”哲学。
汪曾祺（1920.3.5-1997.5.16)，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异秉》，散文集《晚饭花集》《晚翠文谈》《旅食小品》等。
01
即使在阴沟里，仍然望得见头顶的月亮
汪曾祺先生走了24年了。
作家们似乎总会被定格在一个年龄，这大多与他们的成名有关。
鲁迅始终是一副中年人的沧桑模样；张爱玲停留在了二三十岁的芳华；至于汪曾祺，他则被定格为了“老头儿”。
可读者们恐怕很难想到，汪曾祺与张爱玲是同岁生人，去世也只相差两年。
鲁迅，张爱玲，汪曾祺
汪曾祺很晚才成名。
尽管他早在西南联大读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发表小说，并且此后数十年一直都在写作，可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作品却是创作于花甲之龄。
无怪乎当时很多人都说他“大器晚成”。汪曾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大器”，但关于“晚成”的事，他倒是没什么意见。
汪曾祺的早年经历，与现在的普通青年人没什么差别，同样面临着就业和生存的压力，但正因历经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挫折，才能让他在晚年厚积薄发。
青年汪曾祺
汪曾祺在40年代前期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随联大来到云南读书。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后方，和很多联大的学生一样，汪曾祺的家里断了生活费。他生活窘迫，捉襟见肘。
那时，汪曾祺和好友，未来的语言学家朱德熙经常一起到校外吃饭。朱德熙很多次与汪曾祺出门吃饭，就会揣起一本厚厚的词典。和汪曾祺碰头之后，顺路就到旧书店把词典当了，换一点钱两人吃一顿。
汪曾祺（中）与朱德熙（右）在西南联大
战争的阴影也笼罩在他们头上。日本轰炸机经常在昆明上空盘旋恐吓，时不时丢落炸弹炸死、炸伤很多平民百姓。
40多年后，汪曾祺写《跑警报》回忆当时的情景。在他的回忆里，联大学生的“跑警报”没有慌张和落魄，反而当做学习生活从容的调剂。生物学教授拿着模型，在山洞里继续给学生上课；青年男女因为跑警报谈恋爱；女同学趁着大家都不在学校，趁机洗头发、煮莲子粥。
所有人都显露出“不在乎”的气质。
图源纪录片《西南联大》
汪曾祺记录到：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然而，汪曾祺并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只得到了“肄业”的证明。原因是当时大学生毕业生应国民政府的要求，要为国民党军队、驻扎在中国的美军义务服役一年。这样才能顺利毕业。
有人说，汪曾祺因为不想进行这一年的服役，就把毕业证放弃了。也有人说，是他觉得自己拿不出一条像样的、没有破洞的裤子在入伍那天穿，就没有去。
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从这件事上，我们能看到青年时代汪曾祺身上那种洒脱骄傲和非功利的气质。
因为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汪曾祺找不到工作，生活潦倒，一直不顺。他甚至一度想了结自己的生命。
“你知道的，我不是不想振作。可是我现在就像是掉在阴沟里一样，如果我不能确定找到一池清水，一片太阳，我决不想起来去大洗一次。因为平常很少有人看一看阴沟，看一看我，而我一爬出来，势必弄得一身是别人的眼睛了！”
汪曾祺的恩师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一顿，信末留下一句话：“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汪曾祺与沈从文
再到后来，无论是在历史博物馆碌碌无为的烦闷岁月，还是“文革”时与家人两地分离，汪曾祺的人生并不顺畅。
但是他在阴沟里，仍然望得见头顶的月亮。
02
“最要紧的，是要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圆通”是共有的特点。
这种圆通追求的不是一种刻意的结构，而是他自己所言的“苦心经营的随便”，你仿佛只是跟着他的镜头，缓缓地向前走着，于是湖光山色、人物场景，一时全部纳入眼中。
他和他书写的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刚刚好的距离，既非代入到角色里叙说情感，也不是一个冷漠的观察者，而是满怀情感地注视着他们。
当然先生的这种圆通和沉静自如的境界也不是生来就有的。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里叙说自己的师承，就讲到自己年少时读的多是西方现代派的小说，尤其喜欢走意识流的路子，偏爱新奇的写法与内心的表达。
在他早年的作品《复仇》《落魄》中，文风相当华丽，文字间掩盖不住青年文人的才气和高傲。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
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
低头，又抬头。看看天，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他的衣裙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横掠过他的视野。山把所有的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
——节选自《复仇》
而到了晚年，早年的锋芒磨去，他选择回归到了古典文学的传统里，不但越写越平实，而且只希望“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尤其是那些谈不上有什么情节，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平淡的文字背后是汪老几十年的功力和心血。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节选自《受戒》结尾
《受戒》插图
无怪乎史航说最适合汪曾祺的诗句是“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已识”与“犹怜”的关系，依托的是漫长的人生体验，是经历过世事之后的选择。
汪曾祺无疑是举重若轻的，而这种举重若轻似乎也只能出现在那个特定的年龄。
不过，被自己的儿女们称作“老头儿”的汪曾祺却并不服老。快七十岁时，他仍说自己不习惯被叫做“老作家”，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老了。
仔细观察也的确是这样，至少汪曾祺对生活的那种热情，与垂垂老矣的状态就丝毫没有关系。他爱美食、爱花草、爱戏曲、爱写字、爱画画……并且还把这些都写成了天真烂漫、趣味盎然的文章。
汪曾祺画作
汪曾祺先生是出了名的饕餮客，而且常常是走到哪、吃到哪、写到哪。
他忆起故乡是咸鸭蛋和野菜，离开昆明四十年最念念不忘的是云南的菌，经过内蒙不忘提一句烤全羊，而到了北京更是连豆汁儿也没放过。
“文革”时期，汪曾祺先生被调到马铃薯研究所从事劳动。他在体力工作之余，居然在闲暇时间画出一本收录100多品种马铃薯的手绘图鉴，不仅有各种类的生长习性，还有口感评测。可见吃货的精神，即使在生活绝境里，也会让人保存一分幽默感、一分松弛感。
出版家范用与汪曾祺
汪曾祺始终对这些“物事”怀有着巨大的热情，他总说人应该多体验不同的事物，最要紧的，是要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
《吃食与文学》里便有一段：
有一次买牛肉。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南方人。
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牛肉怎么做？”
我很奇怪，问：“你没有做牛肉？”
“没有。我们家不吃牛羊肉。”
“那您买牛肉？”
“我的孩子大了，他们会到外地去。我让他们习惯习惯，出去了好适应。”
这位做母亲的用心良苦。我于是尽了一趟义务，把她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
就算刚刚饱餐一顿，看了汪曾祺的食记，我们还是会被他的描绘所“诱惑”，肚子饿得咕咕叫。这就是汪曾祺文字的魅力，脱胎于对生活极细致的观察和理解，而这种细致正源自于他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再讲一则汪老趣事。
在那篇轰动全国的《受戒》发布之后，汪曾祺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询问他“是不是当过和尚”，常常令他感到哭笑不得。
后来一次编辑邀他写一篇回顾《受戒》创作的文章，他便趁机在这文章的开头，颇为俏皮地交代了一句：“我没有当过和尚”。
也正是在同一篇文章里，他留下了这样的字句：
“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先生的作品曾让那么多人感受到一种纯粹的喜悦。它不仅是来自语言语境，更是作家强烈意愿的结果。而这，无疑是所有读者的幸运。
学会了汪先生的生活哲学，纵然现实世界挨挨挤挤、沟沟坎坎，我们也依然有余裕和心胸去拥抱书画、美食等等，那些拓展生命宽度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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