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清醒一点来说，和过去的传统中国，已截然不同。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之下成长，习惯了短平快的节奏、重口味的审美，失去了“慢”和“淡”的能力。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躺平，这套用低消费与慢节奏抵抗现有秩序的生活逻辑，现已加入青年丧文化套餐。豆瓣热门话题#我的“躺平”哲学#的话题描述如此介绍：

汪曾祺的字画，生前交往过的亲友、晚辈，很多人手里都有，见过的人就更多了。不过，很少人能集中地看到。汪曾祺生前也跟儿女提过，自己作品集出得挺多了，能不能也出一本画集，办一个画展呢？

糊里糊涂，就老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汪”变成了“汪老”。老态之一，是记性不好。初见生人，经人介绍，很热情地握手，转脸就忘了此人叫什么。有的朋友见过不止一次，一起开会交谈，却怎么也想不起该怎么称呼。有时接到电话，订了约会，自以为是记住了，但却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一些旧事，包括细节，却又记得十分清楚。这是老人“十悖”之一，上了岁数，都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又还不怎么显老，眼睛还不老。人老，首先老在眼睛上。老人眼睛没神，眼睛是空的，说明他已经失去思想的敏锐性，他的思想集中不起来。我自觉还不是这样。前几年《三月风》杂志请丁聪为我画了一张漫画头像，让我写几句话作为像赞，写了四句诗：

北京的青年创造出一个新词儿，叫做“玩深沉”。几个小伙子在一起胡侃，其中之一默不出声，作沉思状，或者说两句带点哲理意味的警句，大伙儿就会嘲笑他，“这小子，玩深沉哎！”“玩深沉”者，其实并不深沉，只是做出一副样子，显得他比别人高一点。我觉得有些评论家就在那里玩深沉。

五代杨凝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褚到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我很喜欢他的字。尤其是《韭花帖》。不但字写得好，文章也极有风致。

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讲草木虫鱼的书我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很好看，《如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差一点，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我也爱读书论、画论。有些书无法归类，如《宋提刑洗冤录》，这是讲验尸的。有些书本身内容就很庞杂，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类的书，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笔记了。

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于高邮。 他的祖父是清末文官，父亲是多才有趣的人，善绘画、喜弹奏、爱打拳、会烧菜、能治病…… 耳濡目染中，汪曾祺从小学习古文，能诗能画，小学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 十几岁汪曾祺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时也给他满上一杯，抽烟时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儿子一根。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边看边瞎出主意。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